安抚陇蜀割据势力，一方面派卫凯出使益州，拉拢刘璋、张鲁等蜀汉割据势力，使“朝廷无西顾之优。”

诸葛亮在汉水中游隐居待时之际，就极为关注西部的动向和汉中张鲁政权的地位。他对刘备说:“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刘璋喑弱，张鲁在北，民殷国富而不知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将夺取益州兼并张鲁政权作为未来蜀汉的战略目标。

孙权君臣也有控制张鲁政权夺取汉中的战略。赤壁之战后，天下三分的形势更趋明朗，周瑜从吴国的战略利益出发，主张“得蜀而并张鲁”。“是时，刘璋为益州牧，外有张鲁寇侵，瑜乃诣京见权曰:‘今曹新折衄，方优腹心，未能与将军近兵相事也。乞与奋威俱进取蜀，得蜀而并张鲁，因留奋威固守其地，好与马超结援，瑜还与将军据襄阳以足戚曹，北方可图也。’”《献帝春秋》亦云:“孙权欲与刘备共取蜀，遣使报备曰:‘米贼张鲁居王巴、汉，为曹耳目，规图益州。刘璋不武，不能自守。若操得蜀，则荆州危矣。今欲先攻取刘璋，进讨张鲁，首尾相连，一统吴楚，虽有十操，无所优也。’备欲自图蜀，拒答不听。”这样，由于周瑜的早逝和刘备的拒绝，使得吴国鞭长莫及。进讨张鲁，控制汉中，就成为曰后蜀魏斗争的焦点。

在三方政治家、军事家谋划统一蜀汉战略的同时，在遥远的西部大地上，西北与西南割据力量，都在争夺、拉拢张鲁政权。在西北地区，马超战败之后，尽力讨好张鲁，获取张鲁的支持。张鲁怕马超覆灭之后，唇亡齿寒，也乐于支持马超。《三国志·杨阜传》云:“超尽兼陇右之众，而张鲁又遣大将杨昂以助之，凡万余人，攻城。”马超为了换取张鲁的支持，胁迫其大将赵昂“质其嫡子月于南郑，欲要昂以为己用。”后来赵昂与杨阜共谋讨超，“遂共闭门逐超，超奔汉中从张鲁得兵还”，赵昂与其妻异“保祁山，为超所围三十曰，救兵到乃解，超卒杀异子月。”说明张鲁己染指关陇事务，与马超建立了密切关系。马超在结好张鲁的同时，也曾联络过西南最大的割据者刘璋。《三国志·许靖传》注引《益州奢旧传》说:“初，韩遂与马腾作乱关中，数与璋父焉交通信，至腾子超复与璋相闻，有连蜀之意。(王)商谓璋曰:‘超勇而不仁，见得不思义，不可以为唇齿。’《老子》曰，‘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今之益郡，士美民丰，宝物所出，斯乃狡夫所欲倾覆，超等所以西望也。若引而近之，则由养虎，将自遗患矣。’璋从其言，乃拒绝之。”刘璋不仅拒绝了马超，而且也和张鲁关系紧张，发兵讨伐张鲁，欲夺取益州门户——汉中。《三国志·刘璋传》云:“张鲁稍骄态，不承顺璋，璋杀鲁母及弟，遂为仇敌。璋累遣庞羲等攻鲁，(数为)所破。鲁部曲多在巴西，故以羲为巴西太守，领兵御鲁。”未能处理好与张鲁、马超的关系，是刘璋诸多失误中最大的失误之一，从而加速了曹操、刘备势力进入西部的历史步伐，也加速了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历史进程。

在三国鼎立的历史进程中，北方曹魏最担心的就是西北羌胡与西南割据者联合起来，虎视东方，威胁关东。而南方孙、刘两家则害怕“刘璋喑弱，张鲁在北”，曹操击破西北割据者，“规图益州”、“则荆州危矣”，因此主张“得蜀而并张鲁”，“好与马超结援”。曹操与孙、刘双方，都把赤壁之战后的战略意图聚焦到了张鲁政权的争夺上。结果是曹操捷足先登，《三国志·武帝记》注云:“韩遂、宋建，南结巴、蜀，群逆合从，图危社稷，君复命将，龙骧虎奋，枭其元首，屠其窟栖。暨至西征，阳平之役，亲擐甲胃，深入险阻，芟夷鳌贼，殄其凶丑，荡定西陲，悬旌万里，声教远振，宁我区夏。“这次远征西北、西南的军事行动，是曹操戒马生涯中最后一次艰苦的军事行动，特别是荡平了三千里外的张鲁政权，为曹操一生的军旅生活划上了圆满的句号。难怪大诗人王粲作诗赞美，“相公征关右，赫怒振天威。一举灭熏虏，再举报羌夷，西收边地贼，忽若俯拾遗。陈赏越山岳，洒肉逾川坻，军中多饶妖，人马皆溢肥，徒行兼乘还，空出有余资。拓土三千里，往反速如飞，歌舞人邺城，所愿获无违。”

曹操出兵关右、西征张鲁的军事行动也震撼着西南地区。“益州牧刘璋遥闻曹公将遣钟舞等向汉中讨张鲁，内怀恐惧。别驾从事蜀郡张松说璋曰:‘曹公兵强无敌于天下，若因张鲁之资以取蜀土，谁能御之者乎?’璋曰:‘吾固优之而未有计。’松曰:‘刘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深仇也，善用兵，若使之讨鲁，鲁必破。鲁破，则益州强，曹公虽来，无能为也。’璋然之，遣法正将四千人迎先主。”对益州早有垂诞之心的刘备，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遇，出兵益州，赶走刘璋，又兵下汉川，从曹操手中夺得张鲁政权的故地——汉中，自称汉中王，达到了事业辉煌的顶点。

由此可见，正是由于张鲁政权的存在及其对张鲁政权控制地域的争夺，不仅导致了西部的政局变动，曹、刘双方的交兵，而且促进了三国鼎立格局的最终形成，完成了天下大乱到天下三分的历史进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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