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枫：渣滓洞幸存者被处决的经过

晓枫：渣滓洞的一个幸存者被处决的经过

出于良心，出于道义，也出于维护人民共和国法律的尊严，我冒着个人安危与身家安全，将一桩己近四十年至今还未得到平反与昭雪的冤案写在纸上，以引起中央关注，给予公正合理的解决，以谢天下，以顺民心，以昭血冤，以告亡灵。我是这件冤案的受害者和经历者，也是从枪口下逃脱的一个幸存者。现在我年近七旬，生活条件优越，晚年幸福，但我不能忘记历史，忘记过去，更不忘记曾才华横溢，朝夕相处，死于所谓“四川省重大反革命”一案的杨应生和周居正两位挚友。

1964年8月（可能月份有误），在四川省各地城乡人口稠密地区，张贴出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这样一张触目惊心的杀人布告，布告内容大致如下：

周匪居正，男，汉族，现年36岁，四川重庆人。该犯思想极端反动，一贯仇恨我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早在1957年，周犯借我党大鸣大放之机，便恶毒攻击我各项方针政策，被划为极右分子，后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改造。周犯在劳动教养中不思悔改，坚持反动立场，决心与人民为敌，进而发展到为首组织反革命集团“马列主义联盟”，自任“联盟主席”，企图推翻我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实属罪大恶极，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现判处周匪居正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另一名被杀者叫杨应生，布告内容大致相似，仅籍贯为四川南充市，年龄32岁，罪名反革命，职务为“马列主义联盟川南特委书记”。

一、历史事实与历史真相

周居正，出身贫苦，1947年在重庆秘密参加共产党，担任联络员，以教书为生，后因叛徒出卖被捕入狱，与《红岩》作者罗广斌等囚于重庆渣滓洞。他在狱中坚贞不屈，继续与国民党斗争。1949年9月在狱中听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将在10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他们高兴激动，放声高呼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接着和罗广斌等人一起用被盖面绣了一面五星红旗作为向新生共和国的献礼（过去说是江竹筠绣的红旗，不是，是他和罗广斌等人绣的，有史料可查）。1949年11月重庆解放前夕，国民党屠狱，血洗渣滓洞，他是十余名幸存者中的一人。在越狱时，他还身背一个三岁小孩翻窗逃跑，幸存的活了下来，至今在渣滓洞的纪念碑上，仍有“周居正志士”五字，而他至今却是一个被枪决的匪徒。我们应该怎样来回答这个问题？怎样来解释这桩血淋淋的冤案？

解放后周居正曾任中共重庆市委江北区区委书记，“反右”前是中共重庆市委党校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在1957年整风中，中了毛泽东“引蛇出洞”的“阳谋”，说了几句真话，即被打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极右分子，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杨应生，四川省南充市人，农民出生，1950年初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赴朝作战，有军功，195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连队党支部书记，“反右”前系四川省军区某部中尉教官，后开除军藉、党藉，送劳动教养。至于发生在四川省公安厅代号为“415”劳教支队的“反革命”组织“马列主义联盟”一事，纯系子虚乌有，仅是一些当权者用它来染红自己的乌纱帽而已。作者将如实详细的写出，以还历史本来面貌。

二、何为“415”劳教支队

1958年毛泽东提出“超英赶美”的“大跃进”口号，一时间举国上下一片热气腾腾的“建设景象”。按当时中央规划，四川要修一条直达昆明的内昆铁路。为了改造开除公职送劳动教养的一大批“反党反人民的右派分子”，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调集了全省四五千名年轻力壮的“右派”，在1958年4月15日这一天，建立了四川省公安厅劳改局“415”筑路支队。支队下设8个大队，每个大队下设10多个中队，每个中队下又分4个大组，每个大组有4个小组，每个小组约12至15名劳教人员，有组长、副组长、学习记录员和安全员。

我原是中共成都市委机关报——成都日报社文艺组的编辑，又是中共成都市委机关团委兼职副书记，喜欢写小说、散文和诗歌。从1953年起我以晓枫署名，先后在省内外报刊上发表过不少小说，1956年四川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我短篇小说《生活在前进》、《风水树》，一时被誉为“年轻优秀的工农作家”。1956年夏，中央号召全国作家要“干预生活”，要“敢于揭示生活阴暗面”。中国作协机关刊物《人民文学》，先后发表了刘宾雁的《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和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省文联多次组织讨论，大家都拍手叫好。于是，在这种热浪的冲动下，我根据自己解放后翻身闹革命有过的经历，一夜之间呵成了一万二千余字的小说《给团省委的一封信》，发表在四川省文联主办的《草地》文艺月刊创刊号上，得到领导和同志交口称誉，说它是四川文坛解放以来最优秀的一篇敢说真话的小说，后收入全省优秀短篇小说集《深山初雪》。1957年三、四两月，我又写了两个续篇《向党反映》和《上北京》，但均未发表，只作为省文联内部讨论稿，开始听见反对之声，说“晓枫立场有问题”，“笔下全是反社会主义创作倾向”的东西。也叫“在劫难逃”吧，“整风反右”中我被揪了出来，“香花”成了“大毒草”，加之我和流沙河等人私交关系，被钦点为四川文艺界反党反人民“七君子”集团中的“一君子”。顷刻，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从机关贴到我住地的家门口。同年7月17日省市机关联合召开了三千多人对我的批斗大会，第二天《成都日报》以一、四、三版发表了各界对我的声讨和批判文章，一版上还有批斗我的特写照片。接着《四川日报》、《人民日报》等多家报刊均发表了批判我的文章和点了我的名。我一下“声名大噪”，成了全省“大右派”，时年22岁。

在全省斗争大会上我拒不向“党和人民低头认罪”，公然在“坦白交待”中说：我出生工人，对共产党既无杀父之仇又无倒霉之怨，我不反党反人民；我是翻身童工，一生热爱社会主义和伟大领袖毛主席，我不是“右派”，历史将会给我作出公正结论。到会领导拍桌而起，宣布我是一个坚决与党和人民为敌的“右派分子”，将会受到严厉处理。五个月后，我被开除公职、团藉送劳动教养。在戒备森严，百多人挤在一起的地铺上，外加三餐吃高粱而又吃不饱的转运站里呆了半个月，然后送到四川省汉彝杂居地峨边县沙坪农场新建的白夹林中队劳改。这个所谓的农场没有拖拉机、没有图书馆、没有食堂，也没有电话电灯，宿舍是三大间山茅草盖的长房子，四周墙壁用稀泥涂上，咧咀龇牙，穿风透雨，还不如解放前地主关牛关马的棚圈。屋里的床，是山上砍下的树棍树棒用草绳捆扎上、长长一溜上面放一层山茅草。每月待遇1.5元人民币生活费，22斤苞谷稀饭，每日2毛人民币的菜金。三餐喝（注意不是吃）苞谷水，从不用筷，把它倒在石板上狗也追不上。劳动开垦荒山，每天定额0.12亩。由于饥饿和过重的体力劳动，很多人患了水肿，此时正是共和国1958年的黄金时代啊！

在这个中队里同我一起改造的有西南作家协会创作部委员刘盛亚（解放前曾有名著《三K党》），中国美协副主席、著名画家汪子美，重大电机系归国教授董时光，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王匡时，民盟重庆市委宣传部长和组织部长李康与苏军，谐剧专家王永梭，应该说这些人都是民族精英，现在却成了猪狗不如的专政对象。谢谢苍天保佑，公安厅“415”筑路支队成立了，我因年青体壮而调离沙坪农场，进入“415”筑路支队第四大队19中队修筑内昆铁路云南盐津段黄桶槽隧道。而留在峨边沙坪农场的同伴，听说有百分之七十的人相继死于1959年和1960年的“自然灾害”，成了无棺而埋的野鬼。修铁路虽说劳动强度比农场大，但能吃饱穿暖，不再挨饿受冻，每月口粮54斤，一月还能吃上两次肉。可是好景不长，1959年10月内昆铁路停修，我们转战四川凉山喜德县两河口修筑成昆铁路，此时口粮降为42斤，菜里看不见油珠，饥饿再次向我们袭来，队里出现水肿病，有人在工地上瘁死。1960年3月成昆铁路下马，我们又去川北修筑广旺铁路。所谓“反革命组织马列主义联盟”就发生在这期间。

三、“马列主义联盟”案发生经过

我们中队修筑的广旺（从四川广元县到四川旺苍县，是川陕铁路的一条支线）铁路快活镇一段。这里曾是当年红四方面军闹革命的地方，1932年到1934年建立过苏维埃政权。距我们住地不远的薛家大院是徐向前元帅的指挥部，不少墙壁石碑上仍依稀可见红军残留下的口号标语，诸如“打倒军阀刘湘”、“斗地主分田地，受苦大众要翻身”。

我是“翻身者”，此时却作为“被压迫者”，在服沉重的无期的劳役：繁重劳动却吃不饱，改造思想无归期。大家在绝望中生存折磨中求活。突然晴天霹雳，沉沉的阴霾云层中透出一线阳光，此时正值苏共在召开二十一大党代表大会，斯大林的残暴专横公诸于天下，为世人切齿痛恨。大概是在1961年7月前后，“415”支队来了一个大调动，过去有点名气的“右派”，分别集中在四个中队，我被集中在薛家大院的2中队。此时中队下面的大组改名为分队，大组下面的小组改名为小队，除中队长是干部外，其它分队队长、小队队长全是“右派”劳教分子。铁路不修了，伙食改善了，管理干部态度好了，每天学习半天，休息半天。一天新来的中队长这样向我们讲话：“同志们，你们辛苦了，整整修了三年铁路，现在快回到原单位去。我希望你们好好学习，把身体养好，尽早和家人团聚。”大家觉得很奇怪，一下不是专政对象了，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人们纷纷猜测，通过各种渠道打听，听说中国经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后，举国上下无人再敢讲真话，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给全国经济工作造成了很大困难：粮食减产，工厂关门；还听说对过去所划右派要进行甄别，凡错划的一律改正；又传说“大跃进"、“总路线”、“大练钢铁”搞错了，造成农业大幅度减产，老百姓缺衣少食，全国饿死了不少人，中央开始纠偏了……

政治历来翻云覆雨。大约不到三个月，中队长又板着脸孔训人了：“你们这些右派分子，只有好好改造才有出路。”失望、绝望、不满，把有过的内心喜悦冲涮得一干二净，重重阴霾又笼罩在人生历程上。我们中队所居住的地方距旺苍快活镇大约一公里。镇上约三四十户人家，有供销社、餐厅（凭粮票供应）、茶馆。那时我们的劳动是维修公路，休息时便坐在路边或茶馆瞎侃。侃的内容大约有三：一叫精神会餐，梦想何年何月能吃上一顿饱肉饱饭，纵死也闭目闭眼；二是何日解除劳教，与家人团聚，结束别离悲苦；三是苏共21次党代表大会内容新鲜，觉得南斯拉夫的马列主义联盟比共产党宽松，铁托是位英雄。瞎侃难免要走题，有一天不知谁这么说了一句：如果有机会有条件我们在中国也发起组织一个“马列主义联盟”。又有一人说“这名称很好，老周（周居正）是地下党员资格老，有斗争经验，又当过区委书记，选他当主席，大家同意不？”一阵笑声掌声中，又确定了杨应声是“川北特委书记”，我是“联络部长”，还有不少人都赠送了“官名”。这就是“反革命组织”的由来。据我所知从无有文字纲领。

1961年10月我因不能忍受饥饿，伙同同队的“右派”徐洪生（原系四川省军区某部上尉参谋、南下干部）、王炎（原中共四川省兴文县办公室主任、南下干部），趁为中队搬运粮食之机，将150斤重的一袋大米分而食之。旋即，四川省旺苍县人民法院以盗窃国家粮食罪判处我五年有期徒刑。我不服判决，趁外出淘河沙之机潜逃，五天后被抓获，加判五年有期徒刑，送旺苍小松岩煤矿劳改，10天后我再次脱逃远走西北。1962年5月我流浪在兰州以卖苦力为生，夜宿车站码头。一天在公园里游转，信笔在纸上写上一首《流浪呤》打油诗：“风吹孤帆出海口，水共云天茫茫流。摇船汉子苦着脸，望着乡月常发愁；哪儿能生哪儿往，何处能存何处游。问君为何不返里？眼眶潮湿摇摇头。”

此诗为同一流浪者重庆大学中文系叫张剑峰的人发现，经过交谈，他告知我他母亲系重大校长，在1957年整风中划为“右派”而含恨自杀，他为母鸣冤叫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分子。为此流浪天涯，发誓为母报仇。他还告诉我中苏发生了严重分歧，赫鲁晓夫不同意中国这一套搞法，毛泽东在重复当年斯大林专横残暴的治国之路。他还说他得到苏联某部门的支持，要策动一批有识之士的中国人从伊犁越境，问我愿不愿意去苏联？我答应去。三天后当我登车前往伊犁的时候犹豫了，原因有二：我认为我出生成份好，把我划成“右派”是搞错了，旺苍人民法院为150斤大米判我5年有期徒刑纯系冤案，中央一定会纠正；我有妻子儿女，尽管互无消息，但情感难割。张剑峰见我不愿上车，于是继续向我做工作，我沉默不语，一脸是泪，提笔写道“：“民族事大遭逢轻，岂为荣辱留骂名。宁将朽骨弃桑梓，耻为异国锦衣臣。它邦悬爵千金赏，安能背祖卖灵魂，我辈终能得宽宥，决非一生是罪人。”他读后谓然叹气：“晓枫，你不走将是共产党一世囚徒！”我惨淡一笑，又踏上西回之路。为了生计，我当过小偷，也作过乞丐，后来混进陕西一家煤矿挖煤。却不知四川省公安厅因“马盟” 事件己向全国发了我的通辑令。1962年春，我在流浪的队伍中被清查出来，由四名荷枪实弹的武装押解回成都。路上曾写有一首很长的《起解悲歌》，现还记得这样几句：天昏地沉云弥漫/普集起解返四川/朝辞武功原上雪/夜度秦岭过巴山/前接乡土近一寸/更动思潮滚滚翻/故乡常惹游子念/多少往事记心间/曾忆蜀都红旗展/年少学徒喜狂癫/破指立誓干革命/马列主义道理端/为保金瓯翻身果，出生入死几曾眠？寄语苍天问来日/生死置外梦团圆……

?>